14年前香港大火回顾：独立调查促消防的革新
一场整整燃烧了21个小时的大火，成为香港城市史的分水岭。
　　14年前的冬天，香港嘉利大厦遭遇5级火警(仅次于需要出动军队的高灾情警报)，造成41人死亡，80人受伤。这是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座城市所遭受的很严重的火灾事故。
　　直到今天，香港高等法院法官胡国兴仍然记得，在火灾发生后的一个月，自己被末任港督彭定康委任为“嘉利大厦火灾调查委员会”主席，以独立于政府和火灾受害者的第三方身份，调查这次巨大的灾难。
　　时间再向后推移7个月，彭定康回到英国，胡国兴留在香港，政治的变更并没有影响这项调查的进行。那时，也许这位法官还没有想到，自己将在2006年的夏天，监督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选举，并在全世界的镜头前微笑着公布曾荫权当选。
　　如今，很多普通的香港人仍然记得这项调查。从那时起，政府出台了两部与防范火灾相关的法例，并提供财政上的援助。火灾、调查、法例，一环环紧密相扣的逻辑，预示了这座城市的改变——
　　1968年至嘉利大厦大火前，香港共发生过22起5级大火；之后至今，仅发生过1起5级大火。
　　11月22日，当被中国青年报记者问起，是否对1996年后香港的消防安全感到满意时，胡国兴法官仍然谨慎地回答：“有改善，但仍不能自满或松懈。”
　　希望行政局可以委任一个法定的调查委员会，由一名法官担任主席，进行独立调查
　　先接到调查任务的并不是这位时年50岁的法官。在嘉利大厦大火的二天，香港后一任总督彭定康首先找到了消防处。在位于城市心脏地带的立法局大楼里，他责令消防处处长立刻着手调查，“找出起火原因，以及为何造成那么多人伤亡”。
　　香港消防处和屋宇署成立了4个专门小组，调查火灾原因、大厦结构、逃生方式等问题。这两个部门的工作效率并不低，在三个星期内就迅速提交了两份调查报告。
　　然而当时隶属于布政司署的保安科还是以公文的形式谨慎地建议，希望行政局可以“委任一个法定的调查委员会，由一名法官担任主席，进行独立调查”。
　　这座城市百余年来已经习惯了英国法律。立法局(香港回归后更名为立法会)大楼前的泰美思女神像，一手握天平，一手持剑，代表着“公平”和“主持公义”，女神被蒙起的双眼，则意味着“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雕塑的影子投入香港的城市精神，因此每每遇到重大社会问题，就会产生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在香港作家李照兴看来，“在这样一种社会里，这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嘉利大厦大火之前，总督会同行政局曾委任过11个调查委员会。后来，震动香港社会的“豆腐渣居屋工程”事件发生，当时的特首也委派成立了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当然，调查项目并不总是这么沉重。2008年亚洲小姐比赛出现黑幕，也曾有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进行调查。
　　根据香港1968年出台的《调查委员会条例》规定，任何人如果“拒绝回答由委员会提出或经委员会同意而提出的任何问题”，即属犯罪，并将被“处罚款10000元(港币)及监禁1年”。
　　对嘉利大厦大火进行独立调查的任务落在了胡国兴的身上。这显然是一个重担，因为他要面对的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灾难发生在1996年11月20日下午。在香港九龙弥敦道的嘉利大厦，背着红色礼物袋的圣诞老人画像刚刚被贴到一个百货公司的商铺上。
　　这是一栋普通的旧式高层大厦，遍布着工艺品商店、诊所、杂志社、珠宝公司，以及数百个工作人员。搭电梯到第10层，就能找到人们所熟悉的宝丽金唱片公司。
　　如果非要在这栋大厦里找点异常，那也许就是贴在管理处的一张告示。这封红底白字的信上写明，从月初开始，这栋大厦将开始拆卸3、4号电梯，在这个过程中“会有黑烟并有异味散出，各业户请勿惊慌”。
　　当日16时47分，消防通讯中心接到了来自嘉利大厦的第一通报案，一个正在电梯槽工作的焊接工人在2楼电梯大堂发现火情。1分钟后，14层的牙科诊所员工发现走廊里满是黑烟，再次报警。4分钟过去，4辆消防车、1辆救护车和22名消防队员冲破下午拥挤的街道，赶到现场。
　那时，这看起来像一场小规模的火警。至少指挥中心接到了这样的反馈，“一切都在控制之中”。
　　在11层办公的杂志出版人爱德华决定和3名同事一起爬上顶楼。但越向上爬，烟雾越重，“四周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可当向楼下冲去的人告诉他们着火点在3层时，这几个人还是决定直接爬到最高处。
　　等待的时光太过无聊，他们甚至还抽起烟来。爱德华当时想着，“抖一阵就落翻去啦(休息一会就下楼了)。”
　　但就在爱德华爬上楼顶的十几分钟后，消防员们却发现，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大火。他们想去高层接应被困的民众，却在中途被热浪和浓烟阻隔。火警被迅速提升为3级。
　　呆在顶楼的爱德华也变得恐惧起来，浓烟冲上楼顶，覆盖了整片天空。他发现，就连自己脚下的楼板也被“烧得滚烫”。
　　在弥敦道上，惊恐的人们聚集在大厦对面的街道，他们看到嘉利大厦的顶层，有人用椅子砸破了窗户，随即，巨大的火球伴随着爆炸声冲出楼外。
　　此时，爱德华已经几乎没有办法呼吸，他听到下方传来尖利的惨叫，疯狂地喊着“救命”。但不到10分钟，那些声音就消失了。火苗窜上楼顶，“向我们烧过来，我能站的空间越来越小了”，他回忆道。
　　也正是在这时，天空中出现了一架黑鹰直升机。这是它在火灾救援时出勤。直升机穿过密集的高层建筑、电线和广告牌，一直飞到嘉利大厦的上空。一个系着绳索的救援队员从直升机上缓缓降落，试图接近那几个顶楼的被困者。
　　爱德华获救了。
　　向政府提交报告书时，亦公开报告书内容，让公众知晓
　　那一天，消防队员从火场中救出70余人。但也有41个人，永远无法从那栋大厦中走出来了。
　　当时，李照兴还是一名记者，他和同事们一起在报馆里收看直播新闻。直到今天，他仍然记得电视屏幕上直升飞机在盘旋，警笛长鸣，浓烟四起，“就好像看到了一个城市里的战场”。
　　那是一个他并不陌生的地方，“几乎就在市中心，甚至就好像北京世贸天阶旁边的一栋高层大厦”。
　　就在那一刻，这个香港人感到，“好像火已经烧到了自己家门口一样，原来我们住的地方那样不安全”。
　　城市中弥漫着恐惧的气息。李照兴还记得，嘉利大厦火灾后，“大家的神经很敏感”。每个人都害怕自己居住的大厦藏有潜在的危险，有人聘请具有消防经验的管理公司来检查大楼，有人则申请消防处前来检查。因为预约实在太多，他们甚至要“排队”等上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就是在那种“非常激动、非常不满意”的民众气氛中，胡国兴接下了调查的任务。
　　他相信，自己之所以被委任为调查委员会主席，是因为：“该调查需用法官审查案件的专业知识及经验，查清该火灾的成因及导致惨剧发生的情由、审议各救急部门及采取的应急行动，并就该行动是否足够和统筹得宜提供意见，以及就如何防止同类惨剧再次发生提出建议。该等事项乃法官专业可处理的事宜。”
　　这位新上任的主席花了9个月时间做出两份详细的调查报告，并且，“向政府提交报告书时，亦公开报告书内容，让公众知晓”。如今，它们被中环的立法会图书馆收藏起来。这两本可供香港市民随时阅览的报告，揭露了整场火灾的真相。
　　人们未曾想到，凶手竟然只是一粒小小的火星。在11月20日的嘉利大厦，焊接工人正在电梯里焊切金属，没有人注意到，一粒火星从11层一直落到2层的电梯大堂。
　　胡国兴曾在接受访问时回忆起自己的调查：当时电梯间里堆满了“夹板、竹竿、旧报纸，甚至锯屑”，“易燃”几乎是这些杂物的共同点。

　　这粒火星引燃了2层的废物，浓烟和高热气体在电梯槽内持续上升，并在电梯槽顶部积聚，在高层与新鲜空气接触后产生回燃，制造了另一个火场。
　　这栋大楼高的那3层就如同被点燃一般，陷入一片火海。来不及逃脱的人们挤在窗前，绝望地挥手、呼救，但由于火势太过强烈，消防员带来的云梯已经难以靠近。
　　一个刚刚从楼里跑出的牙科大夫，看见15层楼上的一个男孩攀到了窗外的冷气机上。
　　那个男孩看起来再也支撑不下去了。医生回忆起，“当时楼下的每一个人都在对他喊，‘不要跳，不要跳’”。但是火已经烧到了背上，他再也坚持不住，从15层高楼跳下来，摔在2层楼的遮雨棚上。“砰”，发出巨大的响声。
　　香港消防处前任处长郭晶强当天也在现场指挥救火。“我很难过，在那以前，我从不相信这样严重的火灾会发生在香港。”他回忆当时的感受。但对救援人员来说，当时无暇他顾，“怎样救出人来才是重要的事情”。
　　一旦这场毁灭性的大火被扑灭，人们就必须开始思考更多了。
　　调查报告点名建议，政府部门回应跟进
　　胡国兴在调查中发现，一些悲剧也许是可以避免的，被困在楼里的遇难者本来有可能逃脱。
　　至少在火刚刚烧起来的时候，那些在大厦里面工作的人并没有感到惊慌。在听到火警铃后，一层工艺品商店的店员们镇定地走到楼外，甚至没有忘记在出门前排队打卡。
　此时，叶广权正在10层的唱片公司工作，他楼上的仓库里，堆满了徐小凤、许冠杰和达明一派等等流行歌手的母带。这位曾经帮谭咏麟写歌的音乐人在房间内的闭路电视上看到了走廊里大量的浓烟，“我那时以为情况并不严重”，他回忆。这栋大厦已经装修了一个月，浓烟算不上什么稀奇事。不过，叶广权还是要求办公室所有的人迅速撤离，并一直呆在楼外的空地上。
　　他们只是少数依靠自救活下来的幸运者。
　　如果不是维修工程带来的黑烟常常使这栋大厦警钟误鸣，“吵人的”警钟被人们用塑料袋包住，那么当真正的灾难来临时，也许所有人都能听到尖利但足以救命的铃声。
　　如果不是这栋大厦从未举行过消防演习，那么失火后很多从楼上逃下来的慌乱的市民不至于失去勇气，他们也许会从弥漫着浓烟的楼梯间冲向生存的出口。
　　如果不是楼梯间和电梯间的防烟门没有保持正确关闭，那么这些被困的人至少可以再多获得30分钟的逃生时间。